父亲的书房里，挂着一幅褪色的字：“大道至简”。这幅字正对着厨房门口，仿佛一句无声的提醒。每当他要做清蒸鲈鱼时，总会先在那幅字前站一会儿，像是向某种古老智慧致意。
他说，清蒸是烹饪里的禅修，做的全是减法。
选鱼要在清晨。菜市场的水池边，活鲈鱼银鳞闪烁，背脊青灰如江南烟雨。父亲俯身观察，不急着出手。“看鱼的眼神，”他轻声说，“活泼但不狂躁，从容里带着机警，这样的鱼才经得起清蒸的考验。”鱼贩熟练地捞起一尾，父亲点头：“就它了。一斤二两，最合宜的身量。”
处理鲈鱼是场静默的仪式。父亲不用剪刀，只用一把薄刃厨刀。剖腹去内脏，水流极细，怕惊扰了鱼的完整。最妙的是改刀——鱼身两侧各划三刀，深浅一致，距离匀称。“这不是为了好看，”父亲的手指轻抚刀痕，“是让热气能从这些缝隙里进去，和鱼肉说上话。”刀刃切入时发出极轻的沙沙声，像春蚕食叶。
生姜要选老姜，去皮，一半切薄片，一半切细丝。薄片垫在鱼身下，隔开盘底；细丝撒在刀痕里，去腥提鲜。父亲切姜丝时，刀工细得令人屏息——每一根都如发丝，却不断裂。“姜丝要细而不碎，”他说，“太粗夺味，太碎失格。”葱白段铺在鱼身上，青绿部分留待最后。
展开剩余71%最关键的步骤往往最容易被忽略：腌制。只需薄盐轻抹鱼身内外，黄酒少许，静置十分钟。“时间短了不入味，长了失鲜气，”父亲看着钟，“就像人和人的相处，要有恰好的距离。”
蒸锅里的水早已沸腾。父亲将鱼盘放入蒸笼时，动作平稳如奉茶入定。盖上锅盖前，他会在锅边放一根竹筷，“留一丝缝隙，让鱼的腥气有路可退。”然后调至中火，郑重地说：“八分钟，一秒不能多。”
等待的八分钟，厨房里只有水汽氤氲的声音。父亲并不离开，就站在灶边，仿佛在聆听某种微妙的转化。蒸汽从锅盖边缘袅袅升起，带着姜葱的清香，渐渐混入鱼肉的鲜甜。那香气起初是清淡的，慢慢变得饱满，最后在第七分钟左右达到某种难以言喻的平衡——多一分则浓，少一分则薄。
“蒸鱼如观心，”父亲突然开口，“火太猛，鱼会老；火太弱，鱼会腥。要的是那种不疾不徐的热，让鱼肉在温柔中苏醒。”他说话时，蒸汽凝结的水珠从锅盖上缓缓滑落，像时光的泪滴。
时间到。关火，但不开盖——“再虚蒸两分钟，让热气在鱼身里走完最后一程。”父亲说这话时神情专注，像在完成某种交接仪式。
两分钟后开盖的瞬间，满室生鲜。鱼眼凸起而白，这是鲜熟的标志；鱼肉刚刚离骨，用筷子轻轻一拨，蒜瓣般的肉片便优雅地分离。盘底的汤汁清亮微黄，是鱼之精华与姜葱风味的融合。
倒掉盘中原汤——这是父亲的坚持：“第一道汤承载了所有腥气，必须舍弃。”然后在鱼身上重新铺上新鲜的葱丝、姜丝、红椒丝，色彩顿时明媚起来。
最后一步是点睛之笔：热油。菜籽油在小锅里烧至微微起烟，父亲端起锅，油流形成一道金黄的弧线，“滋啦”一声浇在葱姜丝上。那一刻，所有的香气被瞬间激活——葱的辛、姜的辣、椒的甜，在热油的拥抱中升华，又缓缓沉入鱼肉的肌理。
淋上蒸鱼豉油，琥珀色的酱汁顺着鱼身流淌。父亲这才露出笑容：“成了。”
我第一次完整地看父亲做这道菜，是离家上大学的前夜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专注地完成每个步骤。当他把筷子递给我时，忽然说：“清蒸鲈鱼，看似简单，其实最难。它没有浓油赤酱遮丑，没有麻辣鲜香取巧，就那么清清白白地把自己交出来——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”
我吃了一口，鱼肉鲜甜滑嫩，咸淡恰到好处，所有的味道都在却都不突兀。“好像什么都没放，又好像什么都有了。”我说。
父亲点头：“这就是‘简’的真意。不是少，是恰到好处；不是无，是万物俱备后的从容。”
这些年，我在世界各地吃过无数版本的清蒸鱼——粤式的精致，江浙的婉约，东南亚的狂放。但每当我想起父亲的那条清蒸鲈鱼，想起那八分钟里他守在灶边的侧影，就会明白：他蒸的不仅是一条鱼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
去年父亲生日，我第一次为他做清蒸鲈鱼。改刀时手抖，切得深浅不一；蒸鱼时紧张，频频看表。开盖后，鱼眼没有完全凸白，火候差了一点。父亲却吃得很香，最后说：“知道不足，就是好的开始。清蒸这门功课，值得做一辈子。”
如今我也在厨房里蒸鱼给我的孩子看。他问：“爸爸，为什么鱼要蒸着吃？”我想起父亲的话，却说了自己的理解：“因为有些美好，不需要太多装饰。就像真心对真心，简单最动人。”
蒸汽又弥漫开来，模糊了窗外的世界。在这样一个追求复杂、崇拜添加的时代，或许我们都该学会做一道清蒸鲈鱼——减去不必要的，留下最本真的；放下急功近利的，拾起从容不迫的。因为最好的味道，从来不是做加法做出来的，而是在恰到好处的减法中，自然呈现的生命本味。
锅里的水还在轻轻沸腾，像岁月温柔的呼吸。我忽然懂得父亲为何每次蒸鱼前都要看那幅字了——
“大道至简”，原来就藏在最寻常的一餐一饭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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